1872年8月，三十名穿着长袍、梳着辫子的少年在上海码头登上了一艘远洋轮船。最大的只有15岁，最小的刚过10岁。送别他们的父母神情复杂，根据当时的规定，这些孩子将在美国学习长达十五年，中间不得回国。没人预料到，十五年后会发生怎样的变革，而这批孩子最终在美国只待了九年便匆忙被召回。

这一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个名叫容闳的人。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少年时跟随传教士前往美国学习，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成为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学位的中国人。回国后，他四处奔走，渴望促成更多中国年轻人出国开阔视野，但事情一直进展缓慢。直到1870年天津教案后，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选派幼童赴美，并附上十二条相关章程。清廷迅速批准，在上海设立出洋局，陈兰彬担任正监督，容闳则为副监督。从1872年至1875年，前后四批共120名孩子被派往美国。

这些孩子的背景各异，尽管社会上有言论称“应考者寥寥”，但经过学者考证，发现在这四十多个家庭中，有人在海外求学、经商、任职，也包括一些教会家庭和华侨。按籍贯统计，广东人占绝大多数，长达84人，其次是江苏22人，其余则来自浙江、福建、安徽等地。

抵达美国后，这些孩子被分散在不同的家庭中生活，逐渐适应了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包括上学、打棒球和穿西装等习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881年秋天，他们组建了一支“中华棒球队”，并在旧金山战胜了当地著名的奥克兰队，这在当时的华人社区引发了不小的轰动。然而，对于清廷而言，这些变化却是一场危机。剪辫子、穿西装和信基督教，每一点都刺激着保守派官员的神经。驻美公使陈兰彬及后来的留学监督吴嘉善频频上奏，称这些学生“了解外洋之长技，却被彼族的风气侵染”，认为这样下去必将导致“失去爱国心”。李鸿章在夹缝中试图调和，却也难以制止强烈的反对声。1881年初，吴嘉善直接致电李鸿章，催促迅速撤回幼童，称“拖延下去非国之福”，李鸿章的态度也变得模糊，最终在六月，朝廷决定解散出洋肄业局。

在这120名孩子中，有3人因病去世，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23人提前辍学或中途离开，只剩94人根据清廷指示，分三批返回中国。然而，在要求归国的学子当中，有几人选择坚持学业，如容揆、谭耀勋等，他们在美国实现了自我价值，投身于教育、外交和法律等领域。李恩富则活跃于美国舆论界，公开反对当时的排华风潮，成为近代著名的华人维权人士。张康仁专注于法律事业，成为早期华人律师的代表，打破了行业壁垒，并在多年的行业歧视中坚守原则，最终获得美国司法体系的认可。

对于回国的学生，陈兰彬早有安排，计划将他们转移至内陆，分配到各政府部门担任翻译或工匠。而第一批21人被送至上海电报局学习电报业务，后续的23人则被分配到福州船政局和上海机器局，其它的则前往天津、上海的机器局和水雷局。这些分配显示出一个倾向：几乎没有人被安排进入科举正途，大家均被安排在洋务系统中。

在这些归国的留学生中，唐绍仪的经历尤为显著。他是第三批出发的，回国后被派往朝鲜从事税务工作，并曾任袁世凯的秘书，后来逐步升迁为驻朝鲜总领事、津海关道、外务部右侍郎。1904年，他在与英国谈判西藏问题时主张立场坚决，1912年民国成立时，出任首任国务总理。然而，他的结局并不美好。1938年，上海沦陷，有传言称日本人欲拉他组成伪政府，蒋介石则派人将其杀害，时年76岁。

詹天佑的事迹则更为人熟知，他回国后被派往福建水师，参加了1884年的中法马江之战。其后他转向铁路事业，于1905年至1909年间负责修建京张铁路，这条全长两百公里的铁路是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干线铁路。詹天佑后来又参与粤汉铁路及粤川铁路的建设，最终于1919年在汉口病逝。

除了这两位，还有一些人的经历同样引人关注。蔡绍基成为了北洋大学校长，唐国安则成为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的前身）第一任监督，梁敦彦任清末交通总长。值得一提的是海军这一领域。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中，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留美幼童中有多人参战，薛有福、邝咏钟、杨兆楠等人在战斗中牺牲。十年后的1894年甲午海战，又有一批留学生参战，其中沈寿昌在丰岛海战中阵亡，陈金揆则在黄海海战中随致远舰沉没。这些孩子在出国之时还很稚嫩，回国时已经是年轻的壮士，却因此付出了生命，将自己的命运与当时中国近代海军的命运紧密相连。